龙飞（本文摘自《名人传记》年第3期）来源

文汇报人生的第一机遇年秋，天津南开中学初一新生中出现了四个南方少年——吴氏堂兄弟大业、大猷、大任和大立。他们是广东肇庆一个书香门第的后代，祖父吴桂丹为清末翰林院编修。那年大猷14岁。四兄弟喜欢踢球，而买一双球鞋要好几块钱，他们没那么多钱，就凑钱合买了一双。好在他们脚大小差不多，踢球时分成两拨，两人中一个左脚穿球鞋一个右脚穿球鞋，玩得也很开心。南开的教育融会中西文化，强调爱国和道德教育，注重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这为少年吴大猷打下治学及做人的基础。因此他说，进入南开“是决定我一生前途的第一个机遇”。学校图书馆的藏书虽然不那么丰富，但实行开架借阅，非常方便。吴家兄弟常到那里博览群书，特别是那两套大百科全书，最令他们百读不厌。还有一本吴稚晖编的《上下古今谈》也让他们爱不释手。吴大猷在读高二时，决定利用课余时间自修高三的课程，并以同等学力考入了南开大学矿科。他之所以选择矿科，是因为家中只有一位寡母，经济十分拮据，矿科是一门实用学科，毕业后谋事比较容易。另外他觉得自己天资有限，适合学应用科学。刚“跳”入大学时，他的各门功课学得很轻松，惟独对物理感到有些吃力，直到学年末才入了点门。他觉得物理最难新学年开始了。正当吴大猷踌躇满志准备在矿业上有所作为时，学校突然宣布矿科停办。原来资助南大矿科的河南六河沟煤矿董事长李组绅，由于战争影响，所经营的煤矿出现困难，无法再捐助南开大学了。学校规定，矿科学生可以转到本校理科各系。吴大猷决定转入物理系。他说，在所有的课程中，他觉得物理最难，所以有意要接受这一挑战。他进入了物理系二年级，因成绩优秀，学校让他免交学宿费。他利用课余时间当家教，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物理系主任饶毓泰讲授的“近代物理”，使吴大猷产生了浓厚兴趣。饶毓泰是南开大学理学院的奠基人之一，早年留学美国，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到南开创办物理系。饶毓泰上课喜欢向学生提问或鼓励学生发问，让学生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到深奥的物理知识。他还非常重视将世界物理研究的最新成果及时介绍给学生，他在学生会组织的学术报告会上作了《爱因斯坦相对论之原理》的演讲，引起学生们的强烈反响。爱因斯坦这一新理论更加激发了吴大猷的学习热情。当时的物理学著作大多是德文版。吴大猷在中学已学过德文，上大学后仍选修德文。从三年级开始，他将一本已有英译本的德文物理学名著边读边译成中文，然后再对照其英译本检验自己理解得是否正确，既提高了德文水平，又学到了专业知识。吴大猷读书还有一个方法，他自称是个“笨法”——每读一本经典著作，不仅要写内容摘要，还在理解的基础上作“注”。经过动笔，他感觉理解得更清楚，印象也更深刻了。三年级时，吴大猷同四年级的几位同学共同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每人各选一本书研读，然后轮流作读书报告。那几位高年级学生选的都是古典物理学读物，有的读统计力学，有的读电动力学，惟有吴大猷选了最新的相对论。年，南开物理系一位上实验课的教师辞职。由于人手不够，校方聘三年级高材生吴大猷担任理学院一年级物理实验助教。他的社会活动很多，一连两届被选为理学院学生会委员。与他同时担任委员的还有陈省身。作为学生会委员，吴大猷、陈省身等人经常组织学术活动，请校内外教授学者来作报告。一次请到了桥梁专家茅以升。事前数学教授姜立夫就告诉学生们，茅先生能背圆周率的值到一百多位。所以当茅先生作完报告后，学生们就请他背圆周率的值。茅先生欣然答应，立刻往黑板上写。他每写几位数，就把头微微摆动两下，接着又往下写，写了满满一黑板。他说，这已经有一百多位了。吴大猷既吃惊又高兴，心想茅先生一定是把数字编成了歌，不然怎能记住呢？与茅先生相见，使吴大猷更增添了学习的动力。与阮冠世的苦恋年冬天，在理学院师生同乐会上，吴大猷第一次同物理系一年级女生阮冠世相识。这位亭亭玉立，长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脸色略显苍白的少女令他一见倾心。后来吴大猷给一年级上物理实验课，成了阮冠世的老师，与她有了更多见面的机会。一天他写了个条子约她相会，她赴约了。这成了他们恋爱的序幕。吴大猷毕业在即，校方欢迎他毕业后留校当助教。理学院院长邱宗岳安排他教“高等力学”和“现代物理”这两门高年级课。吴大猷感到有点难以胜任，为了不误人子弟，他借此努力攻读古典力学、热力学和量子论等著作，以提高自身水平。这时，阮冠世被诊断患有肺病，吴大猷常到市场买来瘦牛肉，放进盛五加皮的酒坛里温火炖汤，再请工友送去给阮冠世补身体。年9月，由在德国的饶毓泰推荐，吴大猷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学助金赴美留学。阮冠世怕自己身体不好拖累了才华横溢的吴大猷，曾含泪提出分手，甚至已准备答应另一位追求者，但吴大猷坚决不同意。他去河南四姑妈家借了元，四姑妈又送了他元。他带着这元，与阮冠世于年9月启程。抵达芝加哥时，才知道国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选校时，他对各个学校的物理研究方向及其特长都一无所知，最后选了密歇根大学，只因为它收费最低。同去的阮冠世则进入纽约州的一所女子学院，因她获得了该校的奖学金。密歇根大学是研究红外分子光谱的鼻祖，当时走在世界物理研究的前沿。吴大猷选它真是歪打正着了。吴大猷随物理系主任从事红外光谱工作，不久他便在光谱仪上做了一个小小的改进发明，设计出一套分光仪上弯形的狭缝，后来被制造这种仪器的工厂采用了。多年后，他不无遗憾地笑道：“可惜当时没想到申请专利！”吴大猷在学业上很顺利，到校一年就获得硕士学位。但生活却十分艰苦，他领到的那份为数不多的学助金还要分出一半给阮冠世。她经常生病，医药费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当时美国经济大萧条，想找一份工作十分困难。这年夏天，有个单位为突击完成一项工程研究，需要找人帮忙。吴大猷去了。他每天晚上八点到实验室，不停地干到第二天早晨六点。走出实验室就去上课。下午回到住处休息一会儿，可是屋里热得像蒸笼，根本无法睡觉。吃过晚饭又匆匆来到实验室。这样一连干了三天。在实验室每晚工作十个小时，三天下来他共挣了十五美元。在获硕士学位一年后，他又于年获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具有重要意义，为后来二战时新的原子的发现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梅尔夫人的计算开了先河。获博士学位后，吴大猷又得到学助金，可在国外延长一年。他留在密歇根继续从事光谱学、原子和原子核物理方面的研究。阮冠世继续读硕士学位。年饶毓泰回国，翌年到北京大学任物理系主任。当他得知吴大猷已获博士学位即将回国时，便聘请他到北大任教。吴大猷欢天喜地收拾行装准备回国，但此时阮冠世因肺病发作，在医院实施手术。吴大猷只好把她留在美国疗养，自己一人先行。他乘船先到上海，又回了一趟老家。他请母亲同自己一道去北平，从此再也不分离。他在离北京大学很近的东皇城根大取灯胡同租了房子安顿下来。吴大猷感慨万千地说：“我五岁丧父，如今已经成年，才开始奉养母亲，实在有愧啊！”在北大，他教学、科研都卓有成绩，只是心里惦记着远在大洋彼岸，正患病的阮冠世。而阮冠世在美国疗养院也呆不下去了，吴大猷走后的第二年春天，她毅然拖着病弱之躯回国。因长途旅行过分劳累，阮冠世又患了肋膜炎。阮冠世缠绵病床几乎一年，吴大猷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常到疗养院探视。母亲这时才发现未来儿媳的身体竟如此之弱，心中很是不安。年到来了，吴大猷见阮冠世身体稍微好些，便把她接回家休养。为了给她更多的关爱，他向身体还很孱弱的阮冠世求婚，得到了阮家的同意。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母亲，并坦承阮冠世患的是肺病，这种病不能生育，但他俩深深相爱，请母亲谅解。母亲惊呆了。她二十多岁就失去丈夫，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如儿媳不能生育，她怎么对得起早逝的丈夫和祖先啊！她不知流了多少泪，这是自丧夫以来她第二次经受巨大打击。同事师长也劝吴大猷要慎重对待婚姻大事。可是他说：“我爱阮冠世不是一朝一夕了。我所憧憬的未来都是和她在一起的未来。我的生活里如果没有她，再大的功名，对我又有什么幸福可言？我要好好照顾她，而结婚是我能够照顾她的惟一方式。”这是吴大猷的爱情宣言，大家听后无不动容，连一直持反对态度的母亲也不得不让步了。经过七年苦恋，吴大猷和阮冠世终于在年9月6日结为伉俪，北大校长蒋梦麟为他们证婚。为柴米油盐发愁婚后，吴大猷和他心爱的人住在宪法胡同，营造了一个属于他们的温馨天地。他在学校讲授古典力学、量子力学和理论物理等课程，并从事研究工作，有十四五篇论文在国内外发表，事业如日中天。但年7月“七七事变”发生，9月吴大猷接到通知，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师生转移到湖南长沙。吴大猷将母亲和妻子留在天津，自己乘坐一艘小轮船南下。与他同行的有饶毓泰夫妇和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他们本来买的是到香港的船票，但因晕船，到青岛便下了船。不久又一艘来自天津的船进港，吴大猷从下船的旅客中竟发现了阮冠世！原来她在吴大猷走后不听家人劝告，独自上路寻夫，幸遇两位曾在南开任教的清华教授，得到了他们的关照。三所名校在长沙组成了临时大学。不久，长沙遭日本飞机空袭，警报频繁。恰好中英庚款董事会在四川大学设有讲座教授，饶毓泰和其他同事劝吴大猷：阮冠世身体不好，不如先到川大，会安全一些。于是吴大猷夫妇继续奔波，来到了成都。但阮冠世的肺病不适应成都潮湿的气候。吴大猷得知临时大学于年初迁入昆明后改为西南联大，便又投奔了联大。北大为筹备校庆四十周年，请教师和校友提供论著。吴大猷开始撰写《多原子之结构及其振动光谱》。书稿于年春完成，寄到上海出版。恰好饶先生去上海看望女儿，便替他校对书稿。书出版后，获中央研究院丁文江奖。后来书传到美国，被翻译出版。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本书还在各国流传、使用。从年秋天起，昆明的空袭警报开始频繁。一次吴大猷上完课正赶上空袭警报，待警报解除，两位同事慌慌张张地跑来找他，吴大猷才知道自己家里中了四枚炸弹！他赶紧回家，见所有东西都埋在瓦砾下面。两口缸虽然完好无缺，但缸里储存的面粉全都掺进了碎玻璃和泥土。扔掉怪心疼的，他后来用水冲去杂物，做成了面筋。最惊险的一次是年春天的下午，吴大猷从他们居住的岗头村搭一辆马车去上课。下山坡时马忽然惊了，吴大猷的头撞到车上，摔下来昏倒在路边。不知过了多久他才苏醒，步履艰难地走回家，一进门又昏迷过去。经检查诊断为脑震荡，他在床上躺了近一个月。阮冠世本来就很虚弱，见丈夫终日昏昏沉沉，既害怕，又担忧。吴大猷稍见好，她便倒下了。梅贻琦校长和总务长郑天挺来看望他们，见阮冠世已病得不像人样。但因为付不起住院费，吴大猷医院。直到冬天，在朋友帮助下借到一笔钱，医院，使她脱离了危险。到年，空袭警报停止了，可是由于战争，民众的生活越来越苦，每人每月只供给四斗糙米，米里还掺有大量的沙子和糠壳，简直无法下咽。在最窘困的时候，吴大猷养了两只小猪，打算到年底卖掉换些钱。阮冠世出院后仍需经常卧床休息。吴大猷每天早晨去上课时带着菜篮，篮里放杆秤。上课前他将篮子放在教室的角落里，下课后提着篮子去菜市场。一次他好不容易买到两条小鲫鱼，拿回家放在院子里，不料走开没一会儿，回头眼睁睁地看着乌鸦把一条鱼叼走了，让吴大猷心疼了好一阵。在家务活中，吴大猷最怵生炉子。生炉子的道理他能讲得头头是道，但一实践就失败，只得将没烧着的煤炭拿到邻家的炉子上煨红，再放入自己的炉子里。伯乐与得意门生在西南联大的艰苦岁月里，吴大猷培养了像杨振宁、李政道、黄昆等科学精英，撰写了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专著，完成了十七篇论文和一部译著。当年李政道慕名投奔到吴大猷名下时还不满二十岁。他原在广西宜山浙江大学读一年级，吴大猷的一个朋友见他天资聪颖，介绍他到西南联大。吴大猷同几位教师商量，让李政道随班听课，参加考试，如果及格，暑假后正式转学入二年级。李政道各门功课学得非常轻松，求知欲十分强烈，每天课后都要找老师，要求给他更多的读物和习题。吴大猷无论给他多深的书和多难的习题，他都能很快读完、做完，然后再来索要更多的书和题目。从李政道做题的步骤和方法上看，这个表面平常的孩子，思想敏捷的程度大大异于常人。吴大猷发现了一个天才，自然十分欣慰。日本投降后，吴大猷从家人信里得知，母亲年春节到乡亲家拜年，恰巧一架日本飞机失事，坠落在那家的房顶上，母亲和乡亲同时罹难。不管遇到多大灾难，吴大猷只有一个“逃避”的办法，那就是埋头做学问，借以解脱。得知母亲身故的消息时，他也是只能如此。吴大猷说，如果不是采用“逃避”方法，他的精神早就崩溃了。年春，吴大猷带着妻子回到北平。他去了北大，投入了物理系的重建工作。年夏，吴大猷等人被军政部借聘，出国考察研究。在美国，吴大猷夫妇见到了在那里就读的两个得意门生杨振宁和李政道。早在年冬，吴大猷就和清华教授华罗庚、北大教授曾昭伦，应军政部之邀，计划建立一个科学研究机构，并选定朱光亚、李政道、孙本旺、王瑞、唐敖庆五名优秀青年赴美留学。李政道因是破格选拔，只能进入允许未毕业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的芝加哥大学。吴大猷在美国回母校密歇根大学任客座教授，他决定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奋起直追，补回被战争耽误的时光。刚赴美时，吴大猷以为三两年就可回国。没想到年国内形势骤变，他只得暂时留居国外。恰好这时加拿大国家研究院邀请吴大猷去主持理论物理组。他见渥太华气候对阮冠世的健康有益，便欣然同意。吴大猷夫妇一直没有孩子，在香港的吴大立夫妇深知堂兄嫂的心意，便将刚出生的小儿子葆之过继给他们。这三口之家充满天伦之乐。年吴大猷离开加拿大，再次去美国，任纽约州立大学物理系教授。年杨振宁、李政道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后，两个学生同时给恩师写信表示感谢。李政道对吴先生给自己破格培养、创造机遇的恩德更是永志不忘。吴大猷为学生的成就高兴，他自己却很谦逊：“其实我们不过是适逢相会，只是在彼时彼地巧遇而已。譬如两颗钻石，不管你把它们放在哪里，它们还是钻石。”为两岸关系作贡献从年开始，吴大猷常应邀到台湾大学和台湾清华大学讲学。年2月在胡适的邀请下，他赴台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24日在会后茶会道别时，胡适突发心脏病，未及抢救当场死亡。吴大猷亲眼目睹胡适的猝然离世，心里十分悲痛。胡适逝世后，蒋介石有意聘吴大猷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却以才能有限而婉言谢绝。大陆首次成功进行核试验后，台湾当局开始制订秘密研制核武器的计划。吴大猷坚决反对这一计划，同“国防部长”蒋经国发生了严重分歧。最后他上书蒋介石，蒋介石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停止该项计划。吴大猷此举是对两岸关系的重大贡献，但却得罪了蒋经国。以后吴大猷每年在台五个月，负责策划、推进科学研究方面的工作，为台湾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凭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经常抨击当局，他的朋友以“有‘骂’无类”来形容他“骂”人之广。在见怪不怪，对不义不公之事几近麻木的台湾社会，吴大猷“见怪仍怪”的个性，被称为“社会的良心”。儿子吴葆之14岁考入大学，主修数学和音乐。待他毕业后，母亲阮冠世和儿子一起攻读硕士学位，花甲之年又与儿子同时获博士学位。可惜这段幸福生活没能持续很久。年，阮冠世的左肺完全钙化，年12月2日病逝。从少女时代就痼疾缠身的她，是在爱神翅翼的呵护下才得以活到古稀之年的。阮冠世的逝世是吴大猷一生最痛苦的事，他又采取了“逃避法”——埋头做学问。从70年代中期开始，他开始